兵灾金 兵灾

童达清第218期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内统一大局已定,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新军阀与旧军阀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 如果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

童达清

第218期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内统一大局已定,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新军阀与旧军阀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 如果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是国共两党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那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宣城的哗变就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一、第十军宣城哗变的政治背景

第十军原是贵州的地方部队,其前身为黔军第2师,其创始人为王天培。王天培(1888—1927),字植之,号东侠,贵州天柱人,侗族。王天培早年先后就读于贵州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由于他智勇双全,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为孙中山所器重,逐渐成为贵州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6年5月,王天培响应国民政府北伐号召,率黔军第2师从贵州綦江出发,进军湘西。8月,在湖南洪江,黔军第2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任军长,金汉鼎任副军长,高冠吾任参谋长,周仲良任党代表,甘嘉仪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师:第28师(师长王天锡)、第29师(师长杨胜治)、第30师(师长王天生)、教导师(师长吴国梁,后称教导第一师)。从第十军的高级军官组成看,王天锡和王天生都是王天培的弟弟,可见第十军的家族色彩极浓,这也是后来第十军在宣城哗变的重要诱因。

第十军挥师北上,由于王天培善于指挥,一路所向披靡,特别是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了徐州大捷,歼敌八万余人,一时王天培名胜大噪,第十军也同叶挺的独立团一样被称为“铁军”。此时第十军实力急剧膨胀,已下辖六个师,十万余众。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北伐几近停止,王天培同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拒绝接受蒋介石“捕杀军中共党分子”的密令,并公开发表《告本军全体武装书》,号召停止内斗,坚决北伐。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排除异己,他首先密令停发第十军军饷,再加上北洋军阀大举反攻,蒋介石指挥失当,终致徐州失守。

8月8日,蒋介石电令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宜,随即将其扣押,罗织的罪名是:“不听指挥贻误战机导致徐州兵败,隐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动摇军心。”王天培成了徐州失利的替罪羊。9月2日,王天培在杭州西湖被秘密处决。

二、第十军宣城哗变的经过

徐州失守后,第十军退至江宁、当涂一带休整。王天培被捕被杀后,在第十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时全军上下人心惶惶,高级将领们开始分化,各打算盘,希图另谋出路。第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首先抱上了国民革命军代总司令何应钦的粗腿,被任命为第十军代军长。原不属黔军系列的教导第三师师长潘善斋、军直教导团团长雷应楫,均脱离第十军而去。杨胜治任代军长后,即不动声色地逐步排挤原属王天培的亲信,从而引起了王天培的弟弟王天锡等人的不满。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第三十师代师长罗启疆及军部军械处长周志群、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甘嘉仪等决定前往江西投靠朱培德。

11月初,第二十八、三十师南下到达宣城,作短期停留,分驻各处民房。由于军饷缺乏,他们要求宣城县政府供给军饷一万元,这么庞大的数字自然遭到宣城县长孙传轩的拒绝。此时第二十八师警卫营营长沈一鹏被何应钦以重金收买,要他寻机刺杀王天锡。沈一鹏不忍下手,遂密报王天锡。王天锡大为恼火,却又无可如何,从此开始心灰意冷起来,也就无心管束部下。

11月13日中午,第二十八师第一、三两团,第三十师第二团突然哗变,首先开始四处抢劫。一时枪声四起,子弹横飞,“商民猝不及防,听其挨号抢掳,并枪毙商民三人。”同时部分第十军官兵开始围攻宣城县政府,将库款洗劫一空,并将监狱中的囚犯全部放出。

直到傍晚,眼见抢无可抢,这场洗劫才基本结束。哗变官兵呼啸而出东门,双桥镇又遭蹂躏。“烧杀淫掠,彻夜不停,凡大街商店、小巷穷民,皆被奸污烧掳,无一人不损失,无一家能幸免。”午后三时许,第十军士兵数十人,冲向宣城县监狱,“向监狱鸣枪拥入内,破门扭锁,劫放已决犯十六名,未决犯三十四名。”(《安徽高等法院呈报宣城县变兵劫狱人犯脱逃办理经过情形由》,《司法公报》1928年第4期)

14日晨,第十军到达永宁镇(即孙家埠),15日,到水东镇,第十军官兵仍然是如法炮制,一路扫荡而去,秋毫不遗,一时“天昏地暗,惨目伤心。献、闯之行,无此残酷,诚空前未有之浩劫也。”(孔庆泰《王天培被害后的申诉与十军官兵去向》引宣城县兵灾临时急振处语,《黔东南文史资料》第9辑)

三、不了了之的结局

第十军的哗变洗劫,给城关、双桥、孙埠、水东四镇造成重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在一百万元以上,同时造成商铺歇业,人心恐慌,社会混乱,影响极其恶劣。事后,宣城县政府即组成宣城县兵灾临时急振处,一面抚慰受害百姓,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 “迅予通电堵剿,严惩祸首,以雪沉冤而伸军纪,并责令十军赔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同时电告徽宁旅沪同乡会予以声援。双桥镇灾民代表查鸿渚、刘慕旂等亦组成了五千四百人的“宣城兵灾善后宣会城民众军灾请愿团”,呼吁国民政府“派大军堵剿,责令该军长赔偿损失,抚恤死难家属,并求颁发急赈以济灾黎。”

罪魁祸首周志群等也不断电告国民政府为自己辨解,将哗变洗劫的罪责推卸到少数人身上,“惟在宣城出发后,裴正鑫(28师2团团长)率有少数部队乘机哗变,在宣城附近一带恣意骚扰,蹂躏地方”,同时假惺惺地自责,“志群驾驭无方,罹兹剧变,凶耗传来,心伤如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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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内斗尚且不暇,哪还有精力顾及到小小一个地方民众的死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也象征性地发出通令,要求各地将王天锡、罗启疆、甘嘉仪、王天生、杨丽生、张蕴良、周志群等一干肇事者拿获归案。结果却是无一人落网,无一人被严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周志群等出卖的第2团团长裴正鑫不久即“荣升”为第三十师师长,可见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所谓通令完全是一张“空令”,只是为了糊弄宣城百姓,欺骗社会舆论而已。

第十军经宣城南下后,“命令难行,群情涣散”,“携械潜逃者,不可遏止,一经堵截,益易散飏”,除溃散者外,其余官兵大多投靠了朱培德和白崇禧的部队。1929年,由于在山东战场对桂系作战不力,第十军番号终被撤消,虽然此时的第十军早已不是原来黔军的第十军了。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宣城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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