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谁需要拍照 莫言是谁

德国汉学家顾彬顾彬的办公室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

德国汉学家顾彬

顾彬的办公室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为我腿不太好。”办公室两个房间,四面墙都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我坐下时,身后正对着的是两册厚厚的《辞源》。

采访的前一天,顾彬早上4:30起床,看“小猪”踢欧洲杯。6点,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写信、写诗。8:30,参加北外举办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下午,他来到北师大,做自己持续四周的主题为“翻译是在做哲学:极端翻译理论”的讲座,当时下着雨,主持人和很多听众都迟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提前十分钟到的,看,这是我的雨衣。”接着他又说,“我是无产阶级,所以骑自行车。”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喜欢爬山、踢足球、骑自行车,这是这位年过七旬的德国汉学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开玩笑的时候也不笑,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采访过程中他也始终一脸严肃,深沉,显得有点忧郁。

前一天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上,他当着所有中印作家、学者的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印度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印度基本上没有汉学,如果有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跟韩国、跟日本、跟德国比。“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不想骗人,因为你也知道,不少中国人为了客气,什么都能够说,但是不说真理,我最讨厌的是空话。无论如何人家不高兴。”他用带着外国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些媒体从他的谈话里摘出来的句子,似乎让很多人不高兴。采访时谈及对文学和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现出一贯的直言不讳,没有空话和客套话,也许又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非典型汉学家

顾彬被汉语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也写诗,从十几岁他就开始写诗。他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最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吸引了他。他觉得这两句诗蕴含着某种哲学性的意味:“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见了,但是它还在吗?我们看不到的,还在吗?我们为什么觉得孟浩然走了以后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他想读李白的原文,于是1967年开始跟着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最开始是每星期上两小时的古代汉语课,他觉得古代汉语“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来越多地上汉语课,学了两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以及日本学,1973年他获得了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顾彬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司徒汉

对当时的德国汉学家来说,现代汉语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汉语才重要。顾彬在德国也可以学到一点点的现代汉语,但也只限于读,不会说,也不一定能听懂。直到1974年来中国留学,他才真正开始学习现代汉语。也是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中国当代。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汉语的人在德国是没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顾彬从中国回去,德国的一些大学恰好开始招能够教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概况的教师。“我是幸运的”,顾彬说,他在柏林教了七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接着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的语言、概况,包括文学。“所以我很慢才入了这个研究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他说。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顾彬说。他的学术源头是哲学、神学,然后是日耳曼文学、世界文学,因此他的研究长于文本分析。“中国学者很少分析文本,汉学家也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哲学的、日耳曼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要求我们分析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所以我学好了。”所以他对文学的研究,是结合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学的参照,他写作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学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长篇小说是一个国际问题

当提到那句曾引起热议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悦地别过了头。2006年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确实用过“垃圾”这个词,但他不止一次地澄清过,当时他所指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无论如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似乎在大众眼中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不过他提醒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说,在中文里,“小说”这一个词,就涵盖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所有的类型,但是在德语和英语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经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不在于中篇小说,肯定在长篇小说。”顾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美国、德国的长篇小说都有问题,因此在德语国家,写小说的只写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谁在德国还写长篇小说,他属于通俗文学。”就目前来看,顾彬认为,所有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通俗文学。

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难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资料。“一个作家他写500-800页的长篇小说,他应该知道他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最后一页不能和第一页矛盾。不光是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莫言他们这些写长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矛盾。他们记不住前面他写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爱好。所以从德国来看,写长篇小说的人,每天写一页就够了。如果你每天写一页,一年的话写365页,够了。但是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资料。”顾彬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己都说,乱七八糟。”

莫言的英译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受到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相关阅读:中国文学为什么走不出去)。顾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说的没错,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虽然《红楼梦》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德国已经卖了几十年,一直卖得很好,但中国当代小说不能回到这种写法。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中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国得了许多奖。“也许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修改原文的错误、矛盾,反正我以前在香港看到美国版的王安忆的小说,那是不错的。”顾彬觉得莫言获诺奖可能确实跟葛浩文的翻译有关,况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本身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去年是一个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原因,人家没有说她的文笔,人家说她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什么希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据德国的记者说,阿多尼斯支持阿萨德政权,德国记者不喜欢阿萨德。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基本上是左派,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反对阿萨德。”

顾彬一向对莫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次他承认莫言《透明的胡萝卜》这类小说是非常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从《透明的胡萝卜》来看他以后写的,那些都比不上他二十几岁时写的作品。”

其实顾彬觉得许多中国当代小说家早期的作品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说,“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赚钱,有些人他们听出版社的话,出版社说希望你有长篇小说,他们能够赚钱。现在短篇小说很难卖得出去,中篇小说在德国没问题,可以卖,在中国我听说,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页的长篇小说,肯定买的不错。另外写作很难,很费力气。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们写作到后面缺少力气,需要思想、思路,王安忆她是唯一一个能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她没有这个困难。”

我对年轻人和女人比较宽容

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相反,对中国当代,顾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目前诗歌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边缘,这是正常的,而中国的状况,他感觉是慢慢好起来的。

他认为顾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1992年顾城获德国DAAD创作基金,到德国写作一年,1993年4月搬进了顾彬在柏林的住处。在柏林的时候,顾彬经常和顾城、谢烨一起出去玩,谈论诗歌、人生、生命,顾城喜欢谈论这些比较大的问题。顾城在德国还画画,他送给顾彬很多画,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档案馆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顾彬回忆道。

不仅是顾城、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顾彬跟不少中国民间诗人也见过面,与他们开过朗诵会,在深圳的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他翻译过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诗人余秀华,顾彬也觉得她的诗不错。他评价作品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能够发展。如果年龄大,如果是男人,我会比较严格,要求很多。”

为什么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因为她们的路不简单。不少男人不承认女人,不承认她们写作,创作艺术。我认识好多好多男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发挥她们的才能,故意阻碍她们的发展。因此我老帮助女人,鼓励她们。过去到1980年代末,德国男人也不一定允许女人发挥她们的才能,现在好得多。但是到现在中国,包括香港,基本上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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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会从生活来看写作,对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比如说张洁,她告诉我原来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厕所。真的,她没有地方写作,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况,我的标准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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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贾平凹以农村拐卖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花》,因为其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顾彬觉得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小说能够感觉到的女人,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反感。比方说《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皱着眉说,“我老感觉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对于德国的译者,他们翻译的动力第一是兴趣,第二他们需要工作,翻译是一种工作,第三他们需要一笔钱,在德国翻译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奖。在中国,学德语的人“懒得翻译德国文学”,“因为他们说得不到什么,他们不能够牺牲自己。他们说钱不够,不能够在某一个大学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顾彬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卖得不错,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为读者多数是女人。张爱玲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中篇小说卖得很好,虽然它们在中国学界的评价并不高。顾彬说,“因为你们的学者不会英文,《秧歌》是张爱玲用英文写的,写的很好,因此中国学者应该看英文版的秧歌,不应该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国学者看不懂英文。中国学者基本上外语很差。”鲁迅的杂文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影响到的德国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现在不一定还对德语国家有什么影响。

而德国当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被翻译过来的德国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作为当时西德的良心,在现在德国来看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在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道德原因。他作为人,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顾彬现在在做一套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文丛书,已经出了七本,桌上摆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还在翻译王家新的诗歌,要在德国为他出一本,同时在写自己的诗歌、散文、。大部分时间他给学生上课、备课,他现在给三所大学的学生讲课。

采访到后来他显得很疲惫,“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了”,他说。我们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调动脸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来。开门时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轻轻用力拍了一下——这位一本正经的德国人,终于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善意。(界面:武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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